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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法官选任改革中的变革与坚守
    稿件来源:人民法院报
    发布时间:2019-04-15 14: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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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的选任应当考虑专业性因素还是广泛代表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是各国设计法官选任制度时首先需要思考的内容。英国早在1215年《大宪章》中,就有被选任的法官应当熟悉并自愿遵守英格兰法律的要求,此后更是形成了从出庭律师之中选任法官的惯例,体现了法官选任与法律职业化紧密联系的思想。

    但是,近代以来,法官选任的权力逐渐被大法官掌控,保守与单一成为英国法官的代名词。故如何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的司法民主诉求,成为英国人在《宪法改革法(2005)》中对法官选任所作出改变的原始肇因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英国由英格兰与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三个区域组成,三者因历史的原因,在文化与法律体系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主要涉及的是适用传统普通法的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且不包括英国治安法官。

    从单一性到多样性

    改革之前的大法官,对法官选任有着极大的话语权,“上院常设上诉法官、上诉法院法官、高等法院法官、巡回法官等,均由大法官推荐、首相提名、英王任命”,他几乎包揽了英国所有法官的提名或者推荐权,而首相的提名与英王任命多流于形式。

    虽然是由大法官下设的大法官部来具体负责法官候选人的甄别与挑选等事宜,但因其直接受大法官领导,故法官的选任或多或少地会受到大法官本身的政党背景以及个人倾向的影响,法官的职业生涯要求以及其终身任职所带来的老龄化趋势,更加重了英国法官群体的保守倾向,催生了大量脸谱化特征明显的法官。这已不能满足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对司法的实际需求。

    2003年,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曾试图以宪法事务部替代大法官。虽然大法官这一职务最终得以保留,但在《宪法改革法(2005)》中,其包括法官选任在内许多权力受到了削弱,而该法在法官选任上对选任主体、选任方式等方面所作出的变更,明确地体现着鼓励法官选任多样性的精神。

    从大法官到选任委员会

    同其他国家的大法官相比,英国大法官具有非常独特的特点,它并非纯粹的司法职务,被任命为大法官的大臣,通常身兼上议院、内阁以及最高法院三个部门的重要职务。大法官这一称谓甚至可以追溯到诺曼征服之前,它实质上是国王的御前大臣,有着较为明显的行政性色彩。在《宪法改革法(2005)》颁布以前,负责法官选任工作的大法官部带有较为明显的行政化特征。英国虽曾先后通过引入了法官候选人主动申请等模式,以增强法官选任过程的公开性,但在实际运用中效果并不太理想,大法官在法官选任中仍实际掌控着提名或者推荐候选法官的关键环节。而大法官作为内阁重要成员,“根据惯例,如果其所在党派竞选失败,其则辞职”,故其实质上要受到执政党组阁的影响,这必然会对法官选任造成影响。

    《宪法改革法(2005)》引入委员会模式后,大法官不再直接拥有法官的提名与推荐的权力,法官的选任与提名等工作被交给了由多人组成的选任委员会共同决定。该委员会分别负责两个层次的法官选任工作。一个是专门负责最高法院的院长、副院长以及该法院法官的选任,被称作选任委员会;另一个是负责普通法官选任的法官遴选委员会。

    而大法官则只能在特殊情况下,比如院长缺任等,拥有有限的召集委员会的权力或者对委员会提名的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法官候选人提出异议,以及在协商并向两会提出指导草案后,对委员会的选任工作作出非强制性指引,委员会成为真正拥有法官选任权的重要机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会本身并不属于行政机构,不会受到政党轮流执政的影响,有助于避免法官选任受到其他因素的过多干扰。

    英国的选任委员会的组成为不少于5名成员的奇数,且必须包括至少一名无法律资格的人,至少一名法庭法官,至少一名法官遴选委员会的成员,还分别包括至少一名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法官遴选委员会的成员,地域身份与法律身份可以兼具。如果选任的是法院的院长,还需要非法律职业人士作为遴选委员会的主席。

    而选任普通法官的法官遴选委员会的组成则显得更为复杂,由于它需要选任首席大法官、法庭庭长、上诉法院法官以及普通法官,它通常需要在选任时组成遴选小组,它是法官遴选委员会的下属委员会,其成员既需要有现任法官,也要有出庭律师,同时还包括非职业的治安法官以及非法律人士。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委员会成员的组成注重对特殊区域、不同阶层社会成员代表性的考虑,这体现了在法官选任中实现广泛代表性的思想。

    对法律职业化的坚守

    虽然强调多样化是法官选任变革的重要内容,但法律职业本身带有较强的技术性特征,柯克大法官以“理性技艺”来反对詹姆斯一世国王染指司法的故事,仍被英国人所津津乐道,故在法官选任中的职业经历与执业年限要求仍在《宪法改革法(2005)》得到了有效地坚持。比如,该法规定选任最高法院法官时,候选者拥有至少15年出庭律师职业经历或者至少2年的高级法官任职经历。这有助于在扩大法官多样性的同时,保障司法的职业性特征,平衡了法官选任的专业性与民众对司法民主性要求之间的内在冲突。

    而选任法官时对其职业经历的考虑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在日本进行的有限“法曹一元化”改革中,包含着对法官候选者法律职业经历的考察等内容,德国图林根州高等法院院长史蒂芬·考夫曼博士,也曾直接表示职业经历是该州选任法官时的重要参考标准。这实质上也是对法官职业化要求的重申,它构成了与民众司法民主化诉求的互补,也是传统的法律专业化要求在现代法官选任制度中的延续。

    总之,英格兰的法官选任改革中,既有契合其自身的社会文化特点的内容,也有适应社会需求与民众呼唤的变革,既有对传统法律职业化的坚守,也有对司法多样化民众诉求的回应,而其循序渐进、寻求职业化与多样性兼顾的变革思路尤为值得深入思考。

    (作者单位: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检察院)

    (责任编辑:杨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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